2025年8月1日，國家衛生健康委官網發布《醫務人員職業道德準則（2025年版）》，十條準則中前九條聚焦政治方向、職業精神、診療規范等傳統醫德范疇，第十條“踐行廉潔自律”卻因新增“凈化‘朋友圈’‘社交圈’，不搞團團伙伙、請托辦事、利益輸送”的要求，引發社會廣泛討論——有人疑問“朋友圈也要受限制，是否管得太寬”，也有人認可其對醫療行業風氣的整治意義，這場爭議的核心，實則是“行業規范”與“個人社交邊界”的博弈。

從政策初衷來看，規范“兩圈”的出發點具有現實必要性。我國社會人情交往氛圍濃厚，這一特點在醫療領域尤為突出：部分患者及家屬會試圖通過“朋友關系”尋求就醫便利，小到插隊掛號、優先就診，大到提前安排手術、干預診療方案，此類行為不僅破壞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，更會模糊醫患間本應純粹的診療關系；同時，醫藥供應商、代表通過添加醫務人員為好友，以私下邀約、日常聯絡等方式推銷產品、謀求回扣的現象也客觀存在，這些隱性利益輸送不僅損害醫藥行業公信力，更直接侵蝕患者對醫療體系的信任。從這個角度看，《準則》將“社交圈管理”納入廉潔自律要求，本質是通過規范私人交往空間，從源頭減少醫療腐敗滋生的可能，為醫療行業清風正氣筑牢防線。

然而，政策落地過程中的“界定模糊”與“執行尺度”問題，也成為爭議焦點，不同群體的觀點折射出對政策細節的期待與擔憂：

（一）支持派：認可政策方向，但呼吁細化標準。不少網友及業內人士表示，當前準則僅提出“凈化”要求，卻未明確“違規社交行為”的具體界定——例如，醫務人員與患者正常的康復隨訪溝通是否屬于“合規社交”？與醫藥行業從業者的學術交流如何與“利益輸送”劃清界限？“健康社交圈”的評判標準是什么？這些模糊地帶可能導致醫務人員陷入“不敢社交”的困境，反而影響正常工作與生活。

（二）觀望派：擔憂執行流于形式，強調監督實效。部分觀點認為，醫療行業不良風氣的整治需“抓核心、破根本”，若僅停留在“要求凈化朋友圈”的表面號召，缺乏配套的監督機制（如違規行為的調查流程、處罰標準），可能出現“查表面不查實質”的形式主義；反之，若監督過度介入私人社交，又可能侵犯醫務人員合法權益，如何在“有效監督”與“尊重隱私”間找到平衡，是政策執行的關鍵。

（三）質疑派：認為要求“過于嚴苛”，呼吁行業公平。有聲音提出，醫務人員的“朋友圈”多為日常社交場景——可能是記錄生活的隨拍，也可能是與患者的暖心互動，將其納入“廉潔管理范疇”對普通醫護而言要求過高；更有人指出，“利益輸送”“權力濫用”多源于系統性漏洞，與其盯著普通醫務人員的社交動態，不如聚焦藥品回扣、醫療基建腐敗等核心問題，且類似“凈化社交圈”的要求應適用于所有公職行業，而非僅針對醫療領域，避免“雙重標準”。

事實上，醫療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對從業者社交行為的更高要求——醫患信任是診療工作的基礎，而醫務人員的私人社交若摻雜利益關聯，極易破壞這種信任。但“規范”不等于“限制”，政策執行中必須警惕兩種傾向：一是“一刀切”式管理，如部分案例中，醫務人員僅因發布個人生活照片（如獨自小聚的隨拍）就被要求刪除，這種過度干預不僅背離“防止利益輸送”的初衷，更會引發從業者抵觸情緒；二是“形式化監督”，若僅通過檢查朋友圈內容、限制社交對象等表面手段推進，卻未建立針對“利益輸送”的精準識別機制，最終只會讓政策淪為“紙面要求”。

真正有效的“朋友圈凈化”，應聚焦“權力與利益的關聯”：對于掌握診療決策權、藥品采購權等關鍵崗位的醫務人員，需通過明確的社交行為規范（如禁止私下接受醫藥企業宴請、禁止通過社交平臺傳遞利益訴求）防范權力濫用；而對于普通醫護人員的日常社交，應尊重其個人空間，避免將“正常生活分享”與“違規行為”混為一談。此外，政策還需配套細化細則——明確違規社交的認定標準、建立分級處置機制、暢通監督渠道，同時同步推進醫療體系系統性改革（如完善藥品采購透明化、規范診療流程），才能真正實現“整治腐敗”與“保障權益”的雙贏。

醫療行業的清風正氣，既需要制度層面的“硬約束”，也需要對從業者合理需求的“軟關懷”。如何讓“凈化朋友圈”的要求真正成為防范腐敗的“防火墻”，而非束縛正常社交的“枷鎖”，仍需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完善。你對醫務人員“凈化朋友圈”的要求有何看法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觀點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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